2017年10月，新華社《瞭望》周刊報道：在非汛期，黃河80%以上的河段是清的。

這個消息，對中國科學院院士、土壤學家和水土保持學家、我校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員朱顯謨來說，是一個期待已久的喜訊。他一生致力于黃土高原水土保持研究，曾發出“黃河不清，我死不瞑目”的誓言。一個月后，朱顯謨與世長辭，享年102歲。

“立志做科學農民”

1915年12月4日，朱顯謨出生于江蘇崇明。“少年時需步行三四千米往返學校，課余時間要參加一定家務和田間勞動”的他，深感“農業勞作異常辛苦，方法古老，收獲有限”，萌生了“立志做一名科學農民”的想法，并以此為座右銘寫在全班同學的畢業紀念冊上。

“民以食為天，有土斯有糧”。1936年，從上海中學畢業后，朱顯謨“辜負”了數學老師朱鳳豪的期望，棄工學農，毅然走進了國立中央大學農化系的課堂。大學期間，我國現代植物生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中科院羅宗洛院士“從不照本宣科，總是列舉各家觀點，一一加以評比并結合自身實踐加以論證”的教學方法讓他“深感科學無止境”，從而激發朱顯謨在科學研究道路上一往無前。

大學期間，朱顯謨總是想通過化學分析試驗來檢驗書本知識的正確性，于是他經常違反實驗室作息時間，進行化學分析試驗和農產品制造，因此獲得了“實驗大王”的美譽。“經過親身經歷的知識是最可貴可信的”，朱顯謨就此養成了反復思考的科研習慣和對科學規律性一再驗證的求實精神。

1940年大學畢業后，朱顯謨通過江西省地質調查所招錄考試，在著名土壤學家、后來成為中科院院士的侯光炯指導下開展土壤調查，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科學農民。

侯光炯要求土壤調查工作必須“走到、看到、摸到、問到”“對土性的鑒定不能單憑實驗室化驗和測試數據，有些問題最好能先在現場進行”，這種科研態度深深影響了朱顯謨，“此乃使我輩初出校門之徒，得益良深，茲值銘感也。”大量的野外實習和調查，讓他對土壤形成的環境條件、發生過程及其演變規律等有了更加直接的認識，也培養了他嚴謹治學、勤于思索的學風。

“標新立異”出碩果

在印度新德里參加第十二屆國際土壤學代表大會

“研究必須立足于實際，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崇洋媚外。模仿是手段，追蹤創新才是目的。”朱顯謨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他在土壤學研究中提出了許多獨到見解和觀點，在當時被斥為“離經叛道”“標新立異”，但他從不迷信權威，從不輕易放棄，始終堅信實踐出真知。

前蘇聯著名土壤學家威廉斯“成土過程與風化過程同時進行”的理論，曾經是指導國內開展土壤發生學研究的基礎理論，但朱顯謨在不斷研究實踐中，發現了該理論的局限性，科學地提出了以“巖漆”為始發標志的原始成土的四個時期，修正和發展了威廉斯的學說，提出“有陸生生物的著生就沒有土壤的形成；反過來倘若沒有土壤的形成和發展，也就沒有生物的進化和發展，當然更沒有人類的出現”的論斷。前蘇聯土壤學家格拉西莫夫、科夫達院土和羅扎諾夫教授等，在他們的著作中曾大量引用朱顯謨關于黃土高原土壤和土壤侵蝕的研究成果。

20世紀50年代，朱顯謨在對陜西省耕作土壤進行系統研究的基礎上，糾正了國內外學者將黃土高原黑壚土、塿土劃為栗鈣土的差錯，并提出把黃土高原黑壚土、塿土專門列出建立獨立土類的意見，得到國內外同行的認可和學術界的廣泛應用，由此作為人為土壤研究的先驅。

作為古土壤研究的開拓者，1954年，朱顯謨首次公開發表黃土剖面中的“紅層”是古土壤的觀點，更正了法國第四紀地質學家德日進和我國古生物學家、地質學家楊鐘健未予肯定的“紅色土”是黃土這一重要的地質問題。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中科院院士劉東生評價：“朱顯謨同志從土壤學研究出發達到對第四紀地質學和古環境學的新認識，應該說他是一位當之無愧的第四紀專家。”

為黨和人民獻出一切

陪同周光召、李振聲考察黃土高原

20世紀50年代，在黨和政府根治黃河水患和開發黃河水利的號召下，近10年時間，朱顯謨先后參加了4次黃土高原考察，黃土區嚴重的水土流失以及惡劣的生態環境始終縈繞在他的腦海，“我為這稀世寶地和幾千年燦爛華夏文化發祥地經久不衰而感嘆，也為長期嚴重水土流失使黃土侵蝕區滿目瘡痍而扼腕痛惜。”

1959年，朱顯謨毅然從工作和生活條件優越的南京舉家來到西北小鎮楊凌，從此扎根黃土，將一生奉獻給了摯愛的土壤科學研究。

“看到朱顯謨先生放棄南京二層專家樓，到楊凌住兩間平房，且無衛生間和廚房，吃水要到公用自來水龍頭接。這種為了科學事業的理想、為了國家的需要，獻身于黃土高原土壤科學研究的情操和行動，深深感動了我，使我堅定了扎根楊凌同樣可以作出世界性科研成果的信念。”多年后，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中科院院士李振聲動情地回憶起朱顯謨來楊凌的故事。

1962年6月，朱顯謨倡導并親自參與建立了位于陜甘邊界的子午嶺連家砭野外科學觀測定位站，當時的子午嶺50公里范圍之內沒有縣城，到處都是荒山野嶺，交通十分困難。朱顯謨帶領30多名科研人員長期在這里開展研究。除親自調查外，他還領著眾人一個一個試驗點跑，采集數據和土樣，最多的一次采集土樣高達100公斤，極端困難的科研條件沒有讓朱顯謨和他的團隊退縮，卻培養出了一支專門從事土壤和土壤侵蝕研究的科技隊伍。

1981年，年近古稀時朱顯謨如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深感“幸運、欣慰和任重道遠”，真誠表示“要為黨、為人民、為國家、為科學事業獻出余生”。

1995年是朱顯謨院士從事土壤科學研究55周年，水保所編輯出版了《朱顯謨教授與黃土區土壤研究專輯》。在專輯的后記中，他坦露了“雖至耄耋之年，但仍愿不斷地有所追求和攀登，為推進我國土壤科學的發展盡綿薄之力”的心聲。

黃河不清死不瞑目

帶領學生考察黃土高原

作為黃土高原國土整治戰略家，朱顯謨先后實地考察了黃土高原溝溝坎坎20多次，三次跨越昆侖，兩度入疆，在認真總結黃土高原土壤侵蝕規律與水土保持、國土整治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群眾實踐經驗，20世紀80年代，朱顯謨提出了“全部降水就地入滲攔蓄，米糧下川上塬、林果下溝上岔、草灌上坡下坬”的黃土高原國土整治“28字方略”，為整治黃土高原和根治黃河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實現“黃河清”的夢想，朱顯謨持之以恒、鍥而不舍宣傳、推廣“28字方略”，先后四次著文論證該方略的科學性與合理性。1996年，年過八旬的他專門就“28字方略”向國務院副總理姜春云作了匯報，受到姜春云的高度肯定。

“壯心未與年俱老，鬢衰尤能挽硬弓。”1998年，朱顯謨以一個在水土保持工作戰線上奮斗了半個多世紀的“老兵”身份，上書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為國家在黃土高原實施退耕還林（草）等生態建設工程宏觀決策提出了咨政建議。他表示：“我雖老矣，然治黃之志不減。愿意為實現山川秀美、黃河清，為水利水保等部門出謀獻策，完成黨和國家賦予我的光榮使命。”

2008年，93歲高齡的朱顯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他強調“重建黃土高原土壤水庫是治理黃河的根本，黃河不清，我死不瞑目！”

“28字方略”后來在國家科技攻關項目中得到廣泛應用及驗證。經過20年退耕還林還草工程的實踐，黃土高原植被覆蓋率由過去的31.6%提高到現在的65%，黃河輸沙量由過去每年16億噸下降到現在不足2億噸，助推陜西省綠色版圖向北推移了近400公里。黃土高原實現了山變綠、水變清、人變富的偉大奇跡。

寄厚望于年輕一代

朱顯謨為人師表、誨人不倦，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求真務實、一絲不茍，支持和愛護每個學生，把為國家培養人才作為自己的崇高事業。

“文革”時期，受到沖擊的朱顯謨并未因此消沉，外人看來看似簡單的磨土工作，他都要親自動手，他說：“通過磨土，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剖面不同發生層土壤顏色、植物根系分布、土壤結構、肥力水平等許多問題。”

摯愛專業的朱顯謨七八十歲還經常進行野外工作，早上七八點出發晚上回來，常常十幾個小時連軸轉，脖子上一直掛著兩個很重的照相機，一個負片，一個正片，還要不斷地記筆記。一次他滑倒在山坡上，索性就坐在地上照相、記筆記，還幽默地說這樣好，穩當。

“野外工作時，朱老要求我們車上不能睡覺，要看環境，要思考為什么是這樣的景觀。”黃土高原土壤侵蝕與旱地農業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劉寶元研究員對此受益匪淺，也養成了野外照相的好習慣。

“我們繪制的土壤圖或土壤侵蝕圖，他都要認真審查，發現有問題都必須返工，甚至到野外復查糾正，得到他的認可才算完成任務。發現誰工作沒有及時完成或出現差錯，會嚴肅批評，毫不留情。”朱顯謨的學生、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史德明研究員對朱顯謨“翹胡子”（發脾氣）印象深刻。

作為我國土壤侵蝕研究的奠基人，朱顯謨在水保所先后建立了土壤地理、土壤侵蝕、土壤肥力研究室、土壤標本室和黃土高原土壤侵蝕與旱地農業國家重點實驗室，先后培養出我國土壤侵蝕首批碩士和博士，以及世界土壤信息中心終身高級研究員白占國、水利部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交流中心總工程師陳霽巍、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校長吳普特、黃土高原土壤侵蝕與旱地農業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劉寶元、水土保持研究所原所長劉國彬等一批土壤學和水土保持界的領軍人才。

2005年是朱顯謨院士90華誕，他欣然寄語年輕一代“黃士高原蘊藏著十分豐富的自然科學信息，希望青年同志努力進行科學和生產實踐，俾人才輩出，事業昌盛。”如今由朱顯謨開創的土壤學和水土保持研究事業蒸蒸日上，水保所年輕一代將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在黃土高原上開出了燦爛的絢麗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