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師敬賢，校長關愛學子是常被西農師生贊賞、自豪的優秀傳統，其佳話迭出為人敬慕。今依據有關史料記述及見聞，略記前輩校長關愛學子幾事，以彰顯其精神并表達對先師前輩的懷念與敬仰。

于右任張家崗冬夜探學子

1932年，“建設西北農林�？茖W校籌備委員會”成立，公推時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為校長。1934年2月，西北農林�？茖W校附設高級職業學校成立，并開始在西安、南京兩地召收首屆學子123名，9月開學。

1935年2月的一個晚上，農專附高期未考試在即，于右任來�？赐�正在復習功課的學生。高職林科首屆學生趙師抃（后為西北林學院教授）回憶到:“當時我們宿舍住有3人，于先生進來我們都驚慌失措，站立起來，不敢說話，心想，這樣一位時代名人怎么能來我們這里。于先生一見到我們，笑容滿面地坐在床沿上和我們拉起了家常。問我們是哪里人，農民的收成今年怎樣，農民的生活怎樣，受餓沒受餓？我們一一作了回答。”嚴肅場面輕松起來，于先生鼓勵我們，陜西剛遭大旱，這是由于沒有樹木或樹木很少的緣故。你們學林要愛林，要立志把陜西乃至西北林業建設搞好，搞它一輩子。

先生晚年去臺，仍對西農及學生情深，耄耋之年多次參加臺灣西農校友學子校慶紀念等聯誼活動，為《西北農學院臺灣校友錄》題簽，師生目睹，敬仰感恩之情不已。

辛樹幟愛學生如子弟

1936年7月，教育部指令辛樹幟任國立西北農林�？茖W校校長，當時他只身來西北，妻兒均留置原籍鄉間，月薪500銀元除個人生活費用外，多用于周濟困難學生。愛學生如子弟。正如財務科負責人所說：“每月發工資前十天左右須提醒辛校長，不能再批取款條子，不然月薪支光了他還不知道。”

1936年秋，農專召收的首批學子108人入校，看到大災荒劫后不久的學校遍地雜草，滿目凄涼，自嘲為“一百單八將學子落草聚荒崗”。

開學之日，學校沒有舉辦盛大的開學典禮，剛到校履職2個月的辛樹幟親自帶領百多名學子參觀學校農場，還特地摘來一筐當年甚為稀罕的西紅柿讓大家品嘗�？吹酱蠹覍τ谶@種不甜不酸口味的蔬果難于接受，他風趣地而意味深長地說：“西紅柿營養價值高，初吃很難入口，常吃便覺味道可口。你們初來西北黃土地，可能會像吃西紅柿一樣有點不適應，但你們多接近它、熟悉它，便會愛西北、愛黃土。”

1939年，家在寶雞農村、畢業于西農附設高級職業學校的朱映南一日忽接辛樹幟來信，對他考取中央大學教育系表示祝賀并詢問有何困難。入學之前，朱映南回校向辛院長辭行，辛樹幟再次問他還有什么困難。當聽說路費已湊足時，辛樹幟說：“農民的孩子，經濟不會寬裕，我給你找個便車，省下路費到那里上學用。”辛樹幟逝世后，朱映南寫了吊唁信請求在追悼會上宣讀，他說：“我在附高上學時，沒有和辛院長有過接觸，誰知他對我了解如此詳細，關心如此周到，讓我終生難忘。”

章文才幫助參軍學子復學

全面抗戰爆發不久，西農多批學子報名參加中國遠征軍、中國青年遠征軍或奔赴延安，積極投身抗戰。其中68人參加中國青年遠征軍，是當時陜西僅有幾所高校中參軍人數最多的學校。

抗戰勝利后，1946年暑假前，西農參軍學子退役復員來到南京。當時，根據有關規定，這批參軍青年經教育部審查批準，可回原校繼續學習或去其他院校。當時，百分九十以上的西農參軍學子要求回西農復學，加之還有一批外校參軍青年有志于農業，要求轉入西農。等待審批辦理復學或轉學者人數眾多，學校審核任務繁重，時任西農院長章文才親自主持商定并審批辦理參軍西農學子復學及接收新生入學工作。不僅西農從軍學子很快返校復學，同時也接收了一批從外校轉來的優秀從軍知識青年。如從山西大學英語系參軍復員轉入西農植保系的李振岐，后成長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他們在西農迎解放、護校，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北的戰斗及進軍新疆屯墾成邊中再次經受鍛煉考驗，成為功勛卓著的人民軍隊和生產建設兵團的領導和骨干。

周伯敏貴陽解困學子兵

1945年抗戰勝利后，西農參加青年遠征軍學子從印緬回國，在把一批十輪大卡和彈藥從昆明運送到南京陸軍部的途中，由于不拉私貨，所以國民黨不給好好供應汽油，走到貴陽就停了下來，沒辦法前進。求助無門的士兵群情激憤，遂到貴州省政府機關等處尋求解決。當地警察部門以妨害戡亂為由，將帶頭學子兵羈押，其中多人為西農參軍學子。

經多方打聽，得知原西農院長周伯敏任國民黨貴州省黨部主任委員。于是，選出陳澤民（后名陳冰，國立西北農學院1949屆園藝系學生）為首的4人為代表出面尋求幫助。幾經周折，終于見到了周伯敏�？吹疥惐�一行，操著陜西腔的周伯敏問：“1944年你們弄學潮把我趕走了，現在還認我這個校長嗎？找我干什么？”陳冰笑著回答：“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你是我們的校長，我們豈能不認。”得知西農學子兵被扣的難事后，看到這些衣衫襤褸但充滿愛國激情的學生，周伯敏心軟了，趕緊招呼大家坐下，讓他們吃了一頓飽飯，席間還特意讓每人品嘗了一小杯茅臺酒，笑著說，這可是好酒，不過每人只能品嘗一小杯。周伯敏還以關愛的語氣說：“西農學生好，西農地方好，愿學生們報效國家，前程遠大!”臨走時，手書雄健豪放的一張便條，讓陳冰等直接去貴陽警備司令部帶走同學。

康迪關愛學生情深意重

西農解放后，康迪作為軍代表成員接管西農。此后留在西農，歷任教務長、副院長、院長，代理黨委書記等職，執掌校務近30年。

新中國建立之初，在“有步驟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改革工作中”，西農新招生的一個專業班學生由于對該專業不了解，情緒不穩，學生不上課。系領導多次做思想工作都未解決問題。此時，擔任學校教務長的康迪，親自搬到這個班學生宿舍與學生同住，了解學生產生情緒的原因，講明學校對此專業的計劃安排及引進師資工作，康迪的誠懇態度和解釋，使學生理解到學校辦好該專業的措施決心，心中打消了疑慮，終于安心投入到專業學習中。

為深入了解教學一線實際情況，上世紀50年代，康迪親自參與植保系“普通植物病理”教學，他認真寫講稿、教案，熟練運用各種教學輔助資料。課堂授課層次分明，重點清晰，要求學生重視實驗課，認真寫出實驗報告，還風趣地對學生說，不要把孢子畫成像電線桿一樣。課后，康迪認真聽取學生和教師意見，與教師一道探討改進教學，提高教學質量的措施。

“一個大學的社會聲望，最終決定于它培養學生對社會的貢獻。”康迪對走上工作崗位的學生也十分關注。上世紀50年代，畢業于西農的學生江朝余分配到中國農科院工作，為解決南方水稻“坐兜”問題，學習康迪提出并倡導的“三同”，長期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在湖南等地農村取得重大突破。康迪多次鼓勵并幾次請他回校為學生作報告，在校學生深受鼓舞。